国际金融体系是支撑全球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当代的多元化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架构的演变深刻地塑造了各国的经济命运和地缘政治格局。谁控制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谁就掌握了全球经济的“水龙头”。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基本框架。其核心要素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每盎司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形成双重挂钩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监督汇率并提供短期融资；世界银行（初始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负责战后重建和发展援助。这一体系的设计充满了对20世纪30年代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反思，强调汇率稳定和资本控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渐进的。随着战后经济复苏和国际贸易扩张，美国的对外支付逆差不断扩大，黄金储备快速消耗。特里芬政府在1971年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一根支柱倒塌。到了1973年，主要货币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固定汇率时代正式结束。然而，布雷顿森林的机构遗产——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仍然是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
1976年的牙买加会议正式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IMF的《协定》第四条被修订，允许成员国自由选择汇率安排。这一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国际金融的运作方式。浮动汇率意味着货币价格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这既提供了自动的外部调节机制，也带来了汇率过度波动的风险。
在浮动汇率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急剧增加。欧洲货币市场的建立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货币一体化来降低汇率波动对内部市场的干扰。从蛇形浮动到欧洲货币体系（EMS），再到欧元的诞生，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进程展示了一种与美元主导的自由浮动不同的路径。
IMF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监督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向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提供融资；提供技术援助和政策建议。IMF的贷款通常附带条件性要求（conditionality），即借款国必须实施紧缩财政和结构改革政策。这些条件被称为“十条”或“华盛顿共识”，强调财政紧缩、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
IMF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治理结构问题：美国在IMF中拥有压倒性的投票权（约16.5%），且对重大决策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这种不对称的治理结构被批评为“一国一票”的原则被美元霸权所稀释。第二，政策条件的有效性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IMF的紧缩政策被批评为加剧了衰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IMF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反思。第三，资源充足性问题：IMF的贷款能力相对于全球经济规模而言仍然有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层结构性缺陷。危机后的改革包括：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协调；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巴塞尔协议III）；改革IMF的贷款工具和监督机制；加强对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跨境监管。然而，许多观察家认为，改革的深度和速度远远不足。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国集团（G20）在危机后治理中的崛起。G20从财长会议升级为峰会机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这一变化反映了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七国集团（G7）已经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性挑战。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的地位，是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最显著的特征。美元霸权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可以以本币借款，享受极低的融资成本（这种特权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之一贝尔纳称为“过剩特权”）；美国金融机构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美国能够通过金融制裁来实施地缘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