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最活跃的分支之一。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分工与贸易的互利性，到当代新新贸易理论对企业异质性的关注，国际贸易理论在两百多年间不断演进，始终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国家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贸易又如何影响各国的福利分配？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起点。斯密认为，各国应当专业化生产自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贸易交换，所有参与者都能获益。这一理论虽然直觉上清晰，但暗含一个严格假设：每个国家至少在某一种产品上拥有绝对优势。如果一国在所有产品上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呢？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证明，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只要各国之间的相对生产效率不同，贸易仍然对双方有利。关键不在于绝对优势，而在于比较优势——即机会成本的差异。李嘉图用英国和葡萄牙的布匹与葡萄酒的经典例子说明，即便葡萄牙在两种产品上都有更高的生产率，两国仍可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贸易获益。比较优势理论至今仍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萨缪尔森称之为'经济学中最美丽的理论之一'。
古典贸易理论的局限在于，它只使用劳动一种生产要素来解释贸易模式，且假设劳动在国际间不能流动但在国内完全流动。这些简化假设虽然在模型推导上便利，却无法解释现实中更复杂的贸易现象。
1919年和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奥林分别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赫克歇尔-奥林定理（H-O定理）。这一理论从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比较优势的来源：一国应当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例如，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应当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裕的国家应当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H-O定理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两种产品、两种要素（劳动和资本）、两个国家（2x2x2模型）；各国生产技术相同；规模报酬不变；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不流动。这些假设虽然严格，但模型的核心洞见——要素禀赋差异是贸易的重要动因——得到了大量实证支持。
由H-O定理可以推导出两个重要推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指出，贸易开放将提高丰裕要素的实际报酬，降低稀缺要素的实际报酬。这意味着贸易虽然提高了总福利，但其分配效应是不均等的——在美国，贸易可能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而降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则预测，在严格假设条件下，自由贸易将使各国要素价格趋于均等。这一结论虽然在实际中很少被观察到（因为假设条件过于严格），但它揭示了一个重要方向：贸易可以替代要素的国际流动。
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是对H-O定理最著名的挑战。1953年，瓦西里·里昂惕夫用美国1947年的数据检验H-O定理，发现美国——当时世界上最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的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反而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悖论引发了大量后续研究，部分解释包括：美国的人力资本优势被忽略、技术差异的存在、以及需求反转等因素。
20世纪70年代末，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角度解释了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核心洞见是：即使两国在技术和要素禀赋上完全相同，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或外部规模经济），贸易仍然会发生。
在克鲁格曼1979年和1980年的模型中，企业面临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存在内部规模经济。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偏好表示），每种差异化产品都有需求。在封闭经济中，市场规模有限，产品种类较少且价格较高。贸易开放后，市场规模扩大，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产品种类增加，价格下降，消费者福利提高。这一模型优雅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内双向贸易的现象。例如，德国向法国出口汽车，同时法国也向德国出口汽车，这在H-O框架下是无法解释的。
新贸易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贸易模式可能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在存在外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哪个国家专业化生产哪种产品可能取决于历史偶然性（即所谓的'锁定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干预（如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可能改变贸易模式并提高国民福利，尽管在实践中识别值得扶持的产业极为困难。
2003年，马克·梅里兹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将企业异质性引入贸易模型，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梅里兹模型的核心发现是：贸易开放不仅影响产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还会在产业内部引发深刻的企业层级调整。